杨军在海昏侯墓椁室顶部易投投
“网红废帝”刘贺，仅当了27天大汉皇帝。活着，他是悲催、被嫌弃的海昏侯，死后，他把全部家当埋入墓中。2000年后，大墓苏醒，开棺时，除了一口大白牙，他已腐朽成沫，因而得了个“刘沫沫”的网名。虽然身体化为无形，但一个巨大的西汉宝藏因他留存，他也成了“宝藏男孩”。
从2015年11月刘贺墓发掘，到考古报告进入收官阶段，已近十年。这十年来，考古、文物保护、历史研究全力推进，把刘贺和他的时代反复拆解，令信息滚滚而来，许多谜团解了，又有新的伏笔埋下。
如今，博物馆中的“侯爷墓”尽显大汉辉煌，生前爱物在各展柜里替他“洗白”。不过，要问海昏之谜有解了吗？考古队长说：“可能需要一两代人吧。”
“再晚一天就要被洗劫了”
从滕王阁出发，沿赣江一路向北，直到鄱阳湖畔，便是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。遗址公园对面，一幢简陋的农家小楼，是海昏侯墓的考古队办公室。
考古队租用这栋小楼已14年。从领队杨军的办公室望出去，一座绿油油的小山映入眼帘。14年前，一村民也是在窗口，瞥见这小山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那时，小山荒草萋萋，人迹罕至，连名字都没有，只是村民口中的祖坟山。村民发现，山顶一株五六米高的杉树边，已经隆起一堆黄土，和旁边二三米高的灌木丛一样高了。
几位村民相约去看个究竟，意外发现土堆旁有榔头、钢钎，还有八宝粥、矿泉水、手套。旁边，一个长方形的洞，深不见底。
这是盗墓！村民们迅速拨打了新闻热线，电视台立即联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。
杨军接到电话时，正在家里做晚饭。“明天去行不行”，他常年田野考古，疏于顾家，本想在家表现一下。老所长特意提示“是在铁河附近”。一听是铁河，杨军放下了手里的锅铲。
铁河古墓群有大小汉墓100多座，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地方史料有一条记载：“海昏侯刘贺墓在建昌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，有大坟一所，小坟二百许。”文献虽未指明具体位置，但在文物普查中，考古队早就高度怀疑海昏侯墓在铁河。
杨军冲出家门，打车到大塘坪乡观西村，那时没有导航，只能边走边问。两个小时后，到目的地，天已擦黑，一看打表价格：270元。
“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杨老师你来得好，你赶紧上去看。我说你先借70块钱给我。”一个震惊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，就从这尴尬的一幕拉开了帷幕……
一上山，杨军就看出整座山就是封土堆，盗墓贼扔在外面的木头有三四十厘米厚，正是棺椁中的椁木，洞口还挖出了封土中特有的白膏泥、木炭。“我当时就判断，这是一个汉代高等级贵族墓。”
“那盗洞黑黢黢的，往下一看，有点晕，”杨军等到第二天，找打井师傅借了辘轳车，这才坐着吊篮下洞，为防止缺氧，还配备了鼓风机。
还没下到一半，扑鼻而来一阵奇香，“我从来也没有闻过这样的香气，也说不清是木料还是香料的味道”。干考古的都知道，两千多年前的墓葬一般是没有异味的，只有晚近的墓葬才会臭。“这墓不一般，三年后打开椁室，这个香味仍然在，在场的记者、专家和工作人员都闻到了”，为弄清楚香味来源，考古队做了很多工作，至今仍没有定论。
在盗洞底部，杨军拍了海昏侯墓的第一张照片——一摊浑水里，墓道隐约可见。
经测量，这盗洞足有14.8米深，盗墓贼不仅打穿了山一样厚的封土层，还锯开了厚厚的椁板，进入到椁室内部。
汉墓本就有“十室九空”的说法，再加上这么专业的盗洞，杨军不觉心头一紧。唯一可宽慰的是，墓内充满了泥沙，盗墓贼打完洞后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抽水清理墓室，也许还没得手。
“再晚一天就要被洗劫了。”杨军说，发掘时，在盗洞附近，发现了两块散落的金饼和一副手套，也许他们浑水摸鱼，已经摸走了一些。而且，这伙盗贼在此之前，已经洗劫了旁边的夫人墓。
主墓封土堆上覆盖的杂草、灌木非常浓密，从外观上看，显得比左侧小一些。另外，汉代是以右为尊，盗墓贼们也许没弄明白这一点，还以为左侧墓主更尊贵，所以产生了误判，这才先盗了夫人墓。
保护现场后，盗墓贼消失无踪，此案也一直未破，至今仍是公安部督办的大案要案。
初步查探后，江西的报告在24小时内便上报到国家文物局。三天后，一位重量级大师被派到南昌，为此墓的命运定调。
这位考古学家，仅用一句问话，就让主墓的发掘推迟了三年，也正是他，看出了这大墓在“金玉满堂”之外，更独一无二的价值。
杨军下盗洞后，为海昏侯墓拍的第一张照片。
信立祥在海昏侯墓考古现场
“他活着的时候在哪儿”
这位专家，就是身材魁梧、寿眉飘展的信立祥，杨军早在2002年便认识他。
时年34岁的杨军，正在发掘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。一家公司在改建老厂生产车间时，从水泥路面下挖出一口古代水井。随着考古队员的抢救性发掘，遗址发现了南宋、元、明、清至民国及近现代六个时期的遗存，成果极其丰厚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，把这些成果向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俞伟超汇报。
为此，老所长樊昌生带着杨军到北京，找到历博考古部主任信立祥，请其代为引荐。众所周知，信立祥是俞伟超的“大弟子”，俞伟超“处心积虑”收徒的故事，在考古界也是一段佳话：
信立祥在北大读历史系期间，正值“十年动乱”，别人都远离俞伟超，可他这位外系子弟，却被这位考古老师的诗人气质所吸引，常找他借书，聊学问。久而久之，北大校园里，经常见他们俩搂着肩膀，信立祥还一口一个老俞的叫。信立祥下棋时，俞伟超不仅跑来观战，还在旁边递烟、支招。
在这种半师半友的关系中，他们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信立祥毕业之后，在河北博物馆工作，也搞发掘。发掘中碰到难题，经常找俞先生请教。俞伟超便领着他围着北大未名湖转，一边转一边讲，讲得非常细致。
后来，恢复了研究生制度，俞伟超首先给信立祥写信，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。信立祥改了行，由历史转向考古，并在俞伟超的安排下，继续去日本深造，成了汉代画像石研究的翘楚。
俞伟超言传身教，杨军见到信立祥的第一印象就是“没架子，平易近人”。
“我记得，那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刚买了辆新车。我和我们所长樊昌生上了车后，信立祥让当时在北京的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王建新当司机，带着我们去找俞伟超先生。”杨军那会儿才三十多岁，实属晚辈，初次见到这些专家，免不了小心翼翼。
信立祥非常热心，喊杨军“小杨”，告诉他需要什么考古书籍，尽管来考古部借。在信立祥的帮助下，他们顺利向俞伟超汇报了遗址发掘情况。此后，该遗址获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2011年，信立祥从北京赶赴南昌时，已经64岁。有这位精通汉墓的老专家坐镇，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准了抢救性发掘申请，当时，墓主人的身份还是个谜。
按常规做法，鉴于此墓已被盗墓贼盯上，又地处偏僻不易保护，应该直奔主题，发掘主墓。但信立祥却问了杨军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一个西汉列侯，他死了葬在这里，活着的时候在哪？他的家人、城池又在哪呢？”
一句话点亮了杨军，他琢磨信立祥这是要对标庞贝古城，进行“聚落考古”。
当时，“聚落考古”还是一种前沿的考古理念。简单说，就是将墓园视为“微型社会”来研究，进行大范围的外围调查和勘探。
在这一理念下复原出的侯国建制，将成为西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活标本，还能填补汉代列侯墓葬制的空白，至于墓内能出什么东西倒在其次了。
此后三年，杨军踏遍方圆5平方公里，干的都是辛苦活儿。“这里离南昌很近，但坐一趟公交到这里，要两个多小时；这里靠着鄱阳湖，但连吃口水都很困难。”杨军说，晚上开会，要跟供电部门打好招呼，请他们不要停电。全国的考古专家来视察，周围找个店吃饭都难，只好把村里平时做红白喜事的厨师请来，到小楼里做几个菜，几十个专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吃。
“对于秦汉考古，我们那时还是‘小白’，现场出现任何问题，都会第一时间找信老指导。信老很忙，手头考古项目多，但我们这边一有问题想找他汇报，他就立马赶来，我总‘逮’着他问。他知识渊博，又诲人不倦。”
一番调查之后，还真不是一座墓那么简单：在被盗墓东北不到2千米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座面积约3.6平方千米的汉代紫金城城址，也就是墓主活着时候所住的宫殿和城池。而这个墓的墓园，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、结构最完整、功能布局最清晰、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。
西汉侯爷众多，汉初始封侯时就封了425人，惠帝时也有100多人因功封侯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西汉一代拥有列侯身份的人至少1500人，为什么只有此墓能当此称号呢？
信立祥在一次讲座中说，获此评价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：一、埋在自己的封地内；二、保存得比较完好；三、由于政治问题而不被恩准越制。而在已经考古发掘的20几个汉代列侯墓中，能同时满足这三者的，仅此一个。
如今，游客可以站在搭建的高台上，俯瞰这座4.6万平方米的墓园。园内有两座主墓，7座衬葬墓，一座车马坑，祠堂、寝殿等建筑众星拱月，道路和排水系统样样俱全，全面反映了西汉列侯的墓园制度，创下了我国汉墓考古的多个“首次”和“第一”。
“这座墓葬具有标本性意义”，在信立祥心中，破解学术难题的价值，远胜于墓中出土的黄金和五铢钱。
2015年1月6日，国家文物局将此墓上升为“国家工程”，将之与南宋沉船“南海一号”考古并列为2015年国内两个重大考古项目时，看重的也不是“黄金宝藏”。
红色区域是他的都邑，叫紫金城。最右边红色的一块是他的宫殿区，就是他生活的地方。
这些都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遗址出土的文物
“鄱阳湖是最大的功臣”
勘探出来的墓园和紫金城城址，让一个在鄱阳湖畔消失了上千年的神秘古城，如同一座东方庞贝，浮出水面。
“沉海昏，立吴城”，是一句在鄱阳湖西岸广为流传的民谣。海昏侯国易投投，原本在鄱阳湖畔的低洼地带，但600多年的繁华后，忽然从历史上湮没了。
史料记载，公元318年，这里曾发生大地震，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曾淹没到鄱阳湖中。在民谣中，海昏国沉入湖底，地势较高的吴城镇（今属永修县）就繁华了起来。
紫金城和这墓园，应该也曾被大水淹过。鄱阳湖生态保护区设立后，这里没有遭到大型工业机械破坏，最终得以完整保留。
这里是不是沧海桑田的海昏国？挖开主墓就清楚了。但考古队克制住解密的冲动，仍按照聚落考古的计划，在外围探索着，仅周边墓坑的发掘，前后就历时两年。
挖出长江以南第一个真车活马的陪葬坑时，连所长樊昌生都“蒙”了。他虽工作多年，却连车马器的名字都说不出来，更别提配件结构了。后来，他们特意从陕西请来技工，才解决了这个难题。
精美的殉葬马车上，车马器具中还有些不是中原的东西，如绘有大角羊图案的马珂，很可能是来自西域。
5辆马车、20匹马的遗骸残迹，也让专家们激动不已，因为汉元帝时颁布了法令，禁止诸侯死后用活物殉葬。这就意味着，此墓至少是汉元帝以前的，而4马拉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，这与刘贺的经历都对上了。
从2014年开始，转入对主墓的发掘。7米多高的封土，考古队挖了大半年。揭开最上面一层封土后，大大小小十几个盗洞，让他们有点沮丧。
随着一层层扒开封土，盗洞绝大多数半途而废。只有西北角的一个古代盗洞和2011年的这个现代盗洞还在一直向下延伸。
是不是墓主人设置的机关，挡住了“摸金校尉”？“绝大部分古墓都是没有机关的，”杨军说，“鄱阳湖才是保护海昏侯墓最大的功臣。”
南朝刘宋时期，因为地质变迁，鄱阳湖水南侵，地下水位上升，使海昏侯墓的随葬品泡在水里。杨军暗暗期盼，盗贼能知难而退。
不过，这点侥幸很快变成了失望。在那个古代盗洞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五代时期的灯盏。这个灯盏应该是当年的盗墓者遗留下来的工具，到今天也已经成为文物了。
五代距今1000多年，拿着灯盏的小贼，竟一直摸到了主椁室外回廊的衣笥库。外回廊是墓主人放随葬品的地方，衣笥库在外回廊的西北角，盗洞打到了衣笥库，显然是进了外回廊，墓内一定损失惨重。
然而，当厚重的椁板被一一清除时，发掘现场一片惊呼。主椁室里虽然有大量积水，但随葬品密密麻麻，或浸泡在水里，或漂浮在水面上。
到了2015年下半年，大墓的出土文物开始不断被媒体披露。堆积成山的五铢钱、精美的编钟，象征着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铜鼎、宝剑、伎乐俑……所有的文物几乎都被裹挟在泥沙中，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。
那个五代时期的贼，大概明知墓内金玉满堂，但在水中就是找不到通道，只能拿到些衣物。一气之下，他把放衣服的箱子砸碎在盗洞里。
不过还真要感谢这位盗贼，因为他没把箱子拿走，才得以在箱子上发现“昌邑九年造”的文字。杨军说，从那时开始，这个墓葬被确认为海昏侯墓，一直叫到现在。
2011年的盗洞，打在主椁室正中，为什么也没得逞呢？原来，墓主不按常理出牌，并没有把主棺放在正中间。
列侯墓一般有两种情况：第一种为马王堆汉墓类型。墓主轪侯的封地在河南一带，他被派到长沙去做官，最后死在长沙，所以按照长沙当地的楚制进行埋葬，棺在中间；第二种情况是像霍光、霍去病这些有功的大臣，死后为皇帝陪葬，皇帝要赐黄肠题凑、金缕玉衣等葬具、葬服，他们的棺也在墓中间。只有葬在自己封地的列侯，墓是按照汉代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，仿照他活着时候的起居，在地下建了个缩微版。
海昏侯墓的主椁室有50多平方米，西边为会客和读书的“堂”，东边为用于休息的“寝”，主棺放在“东寝”的东北角，而盗洞正好打在东、西两室中间的门道上。盗墓贼大概认为文物还在下面，连椁底板都打穿了两层，却与东边的主棺和西边客堂中的众多珍贵文物擦肩而过。
种种“机缘巧合”，海昏侯墓“逃过数劫”。然而，这又让杨军生出了新的烦恼。
在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中，数十根黝黑色的长条形椁板，一根根并排拼接起来，守护着椁室。杨军蹲在巨大的椁板上，显得非常渺小。他说，“我当时已经预感到会出很多宝贝，但心里一点也不高兴，反而很忐忑，就怕保护不好它们，成了罪人。”
杨军在车马坑考古现场
杨军在编钟提取考古现场
“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”
考古界有句俗话说：“干千年湿万年，不干不湿就半年。”文物在“饱水状态”中沉睡了上千年，已经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，一旦突然暴露在空气里，对有机质文物就是毁灭性打击。
比如，当年发掘马王堆汉墓的时候，考古工作者曾经看到水里面竟然漂浮着汉代的藕片，可是一拿到阳光下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。
这样的教训既让人心痛，又让人感到束手无策。2015年初，在主椁室即将开启的关键时刻，国家文物局派遣信立祥、张仲立、王亚蓉、吴顺清、胡东波、杜金鹏、焦南峰等专家，组成了考古与文物保护“天团”，长期驻扎考古现场。
由国家派专家组到考古现场的，此前仅有两次，即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与80年代的南越王墓发掘。而在这次的“天团”配置中，考古和文物保护专家各占一半，就是要解决考古、文保“两张皮”的问题。
专家各显神通，而且各个是“带资进组”。在他们身后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国家博物馆、北京大学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，也都参与了实验室考古，文物保护方案的设计与实施。
“慢点、慢点”，这是队员们在提取文物现场常常“吼”着说出的话。提取文物，需要的是耐心、细致。仅西北角回廊这一个平方米，四五名考古队员就提取了一个月。
不过，仅有耐心还不够，更要有预判。信立祥告诉杨军：“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。不是随便去挖，随便去动。发掘过程，一定要有预判，要有详细预案。”
杨军回忆，当时他们在发掘甬道的车马库时，最先发现了一辆载有实用铜錞、铜镯和铙的金车。但根据“有錞于必有鼓”的文献记载和汉代画像石图像，信立祥预判，这里肯定还有一架鼓车。
“因为材料原因，鼓遗存其实很容易散，不好找。但老先生坚信一定有，要我们仔细去找。果不其然，后来我们在坑里找到了零碎的建鼓残片，并且还发现了敲鼓的鼓槌。”
有机物最怕见光，衣笥库里面的衣物，就因为盗洞而荡然无存。而保存环境类似的长沙马王堆汉墓，由于没有受到这样的破坏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汉服。
为了给文物保鲜，考古“天团”借鉴航空航天技术，搭建了面积20平方米的低氧舱。一旦出了尸体或者纺织品，就放进低氧舱延缓氧化，考古人员则带着氧气包在里面工作。这是我国首次在考古上使用这项科技，到三星堆考古时，就已经是寻常了。
按照原计划，开棺和清理文物将进行现场直播。然而，当撬开主棺一角，通过缝隙看到丝绸残迹后，专家组立即会商，取消了原定的电视直播，改为实验室考古。
2015年12月20日，内棺被整体套箱，吊运到专门在旁边建造的考古实验室中。在内外棺之间发现了大量的马蹄金、麟趾金、金板、玉器，以及精美的漆箱，堪称“金玉满堂”。
内棺中，刘贺枕着玉枕；胸部整齐排列着大小不等的玉璧；腰部有书刀，有玉具剑，有配饰，还发现了有刘贺名字的一枚私印。在他的遗骸下面，是金缕琉璃席。琉璃席下面，还有100块金饼，5枚一组，总共20组。
信立祥看到刘贺脸部盖着红褐色漆面罩（又称“温明”），面罩镶着一块玉璧，玉璧中有圆孔，正好对着墓主人的口部，便立即说：“牙齿肯定是有的。”
考古人员将玉璧清理出来后，果然发现了墓主的牙齿。后来，这些牙齿还做了DNA检测。我国刘姓DNA资料齐全，但并不清楚哪一个是刘邦和汉武帝传下来的皇室血统。有了海昏侯的牙齿，便可清晰地分辨皇家基因了，他可是汉武帝的嫡亲孙子。
说起牙齿这件事，杨军还想起了信立祥风趣的一面，“老先生跟我讲，他曾跟着专家去找墓主的牙齿，还打了个比方说，‘那真是让我们满地找牙啊’。”
目前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1万件（套）文物中，最重要的是简牍。释读时还发现了失传1800年的《齐论语》，这让《论语》又多出了两篇，一篇叫《知道篇》，一篇叫《问王篇》。
这些竹简堆积在西回廊中部，看上去像一堆漆皮，又像一堆没用的泥巴。考古队员问杨军：“这堆泥巴是不是要清掉？”杨军感觉和平常的泥巴不太相同，就坚持等专家看过之后再行动。
湖北荆州漆木器保护专家吴顺清来到现场，一看就看出了问题——这可不是泥巴，这是竹简啊！这件事让考古队员大受震撼，杨军现在想起来仍感到后怕。
还有一块没有花纹的“棺材板”，幸亏由吴顺清判断，才认出是一把瑟，也就是“琴瑟和鸣”中的乐器。后来，一把长2.1米的大瑟被提取出来，形制独一无二。
信立祥曾总结说：“这次考古工作中，无论是人力、资金还是科技，投入力度之大都属罕见。把国内最顶尖的研究力量投入进来，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文物信息保存下来呈现给公众。”
由于在考古发掘的初期，就进行了顶层设计，还同步考虑了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。在2016年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，这一项目也被称赞为“考古工作的典范”“代表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”。
考古专家在主棺发掘现场工作
对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内棺进行清理工作
“愿世世毋生帝王家”
海昏侯墓里出了“国家宝藏”，人们在震惊之余，不免开始思考，这样大规模的墓葬和奢华的随葬品，属于谁？这个人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经历？
作为公众考古的倡导者，信立祥一直认为考古报告要充满人性光辉，考古成果要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呈现，同时支持通过现场直播、纪录片等方式实现成果共享。
2016年3月2日，“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”在北京召开。信立祥不仅在会上说，“海昏侯墓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条件，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”，还亲自在一系列讲座中，讲述海昏侯的故事，一句“愿世世毋生帝王家”，吊足了公众胃口。
说到墓主人刘贺，真可谓是“含玉而生”。他爷爷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武帝，他奶奶是“倾国倾城”的李夫人，作为皇室贵胄，他5岁丧父，就当上了封疆裂土的诸侯王。
史书记载，他在封国昌邑时，喜欢打猎游玩，即使是在为汉武帝服丧期间，也照样出去胡闹。一个从小就缺少长辈教导，又有钱有势的少年，有点青春期叛逆，其实也不足为奇。
不过，在刘贺墓中，出土了从“昌邑二年”到“昌邑十一年”的漆器，这些都是刘贺父亲刘髆在位期间所制造，而刘贺担任昌邑王期间，并没有制造自己年号的漆器。信立祥认为，这说明刘贺并非骄奢淫逸之徒。
19岁那年，他被权臣霍光钦点为继任皇帝。刘贺晚上接到诏书，早上就迫不及待地启程了，4个多小时就跑了135里地。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路狂飙，不断有马匹口吐白沫摔倒在路上的奇观。
到了长安城东门，按照礼仪，他应当痛哭。刘贺却说：“我嗓子疼，不能哭。”看起来，这孩子大大咧咧，没什么政治头脑，更不会装。
进城后，他只当了区区27天皇帝，就被权倾朝野的霍光赶下台，逼他退位的《诏书》记载，在这27天里，他竟然做了1127件荒唐事。
刘贺不甘心地对霍光说：“我听说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天下。”这句话出自孔子的《孝经》，本意是天子有七个敢于直言的大臣，即使天子昏庸无能，由于有这些大臣的协助，他也不会失去天下。
危急时能出口成章，说明他是读过儒家经典的，而且这话非常贴切，还有跟霍光求饶的意思。但霍光可不给他任何机会，亲手夺下了刘贺的印绶。
那么，刘贺到底犯了什么错，让霍光忍无可忍呢？他成为“网红”后，专家深扒文献才发现，刘贺当上皇帝以后，迅速把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守卫长官，换成了原来昌邑国的丞相安乐。这么做大概是为了控制皇太后，根绝霍光利用自己的外孙女，也就是上官皇太后做文章的可能。
霍光一直把皇帝当傀儡，选刘贺继位，也是为了便于控制。可刘贺不自量力，一上来就正面对抗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宫廷政变中，他从昌邑带来的二百多名死士，面对死亡，发出了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”的悲壮慨叹，竟无一人跪地求饶。
刘贺被废后，降为庶民，软禁在老家，霍光又找了个新的傀儡。不过，继任的汉宣帝刘询心里一直挺忌惮他。按辈分，刘贺是他的叔叔；论年龄，他们大小差不多，即便囚禁了十多年，还是得让山阳太守张敞去刺探一下。
张敞回复刘询说，他亲自到王府查验过，见到了刘贺本人。刘贺大约二十六七岁，个子高，但是很瘦，皮肤青黑，眼睛较小，鹰钩鼻子，毛发稀疏，而且腿脚有点儿瘸，走路不方便。他们见面时，刘贺穿着短衣长裤，头上戴着惠文冠，发髻里面插着笔，手里拿着简牍。
张敞跟刘贺东拉西扯聊了半天，最后的结论是：“从这些情况来看，刘贺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，都像个‘弱智’，而且天生喜欢暴虐昏乱，没有一点仁义之心。”
汉宣帝接到汇报后，认为刘贺不足为虑，就改封他为海昏侯。海昏并非贬义，“海”指的是鄱阳湖，“昏”的原意是太阳西沉，海昏侯国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南昌市新建区北部、南昌县北部、永修县、武宁县、靖安县、安义县、奉新县，均在鄱阳湖西面。
被封侯后，刘贺不得不从昌邑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巨野县，来到了江西的南昌市附近。在西汉，长江以南，大多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，而且气候潮湿，北方人一般不适应，想必刘贺也是老大不情愿。
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《水经注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：有一条名叫缭水的河流，从昌邑城的东北经过，与赣江交汇，这个汇合的河口被称为“慨口”，就是因为刘贺在此去国怀乡，感慨良多。
感慨中有没有牢骚呢？扬州刺史在一封检举信中说，孙万世曾经问刘贺：“你当时被废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坚守宫中，诛杀大将军霍光，反而任由他夺走你的玺印呢？”刘贺竟然回答说：“是啊！但机会已经错失了。”
为了这句口无遮拦的话，刘贺又被削去三千户。4年后，他郁闷地死在了封地。《汉书》中对于他的死因，只有“后薨”两个字。他死前，大儿子和二儿子已经离世，汉宣帝认为这是天绝，顺势除国绝嗣。
刘贺的葬礼看似极尽哀荣，但这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政治打击。除国后，刘贺的家人瞬间成了庶人，无权继承和享用列侯的专用财产。而对前来监视葬礼的大臣来说，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将这些财产全部埋入刘贺坟墓中。所以，海昏侯墓里的财富不仅有刘贺自己的，还有他父亲的和奶奶的。
除国10年后，汉元帝开恩，恢复了海昏侯国，从刘贺的三儿子又至少再传了三代，到班固写《汉书》时，海昏国依然存在。
2023年12月15日，距今2000多年的海昏侯刘贺主墓面向公众开放，新开放的刘贺主墓将通过原貌展示、考古复原、数字演绎等多种手段，活化历史场景。 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
文物保护人员在实验室剥离竹简
“替死人说话、把死人说活”
在传统认识中，刘贺之所以没能坐稳龙椅，是因为他品行顽劣，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，然而，历史真相果真如此简单粗暴吗？
一百年前，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了“二重证据法”。简单地说，就是把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这两种证据结合起来，通过对比和分析，更为科学、全面地研究历史。
如果说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，那么刘贺墓的考古，能否替他“翻案”呢？
刘贺很聪明，为自己建墓时，对那些办丧礼时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，如封土高度和墓室规格，都严格遵守了列侯等级的规定。但李存信研究员将这座墓葬归纳为，“侯的规格，王的规模，帝的规制”，这是否意味着刘贺在被废黜后，心怀不满，有复位之心？
在主棺东南角，考古队员们提取出了10个青铜鼎。这个数字很微妙。从西周开始，天子用9鼎，诸侯、卿大夫用7鼎，大夫用5鼎，士用3鼎或1鼎。10鼎是什么意思？连信立祥都拿不准，是7鼎、3鼎两套，或者5鼎、5鼎两套？不过，他还补了一句，要等将来修复完成后才能确定。
果然，修复后发现，海昏侯墓中的鼎，并不是当作礼器来随葬的，而是葬于其墓室的厨房位置。有工作人员开玩笑道：“这是他用来吃火锅的吧。”别说，还真猜对了，在这些鼎上，有专门放调料的托盘，下面的炭盘里还有炭迹，锅内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。
一件在酒窖出土的青铜蒸馏器，引起了杨军的兴趣。他曾因发掘元代酒坊而获考古大奖，如果能证明该器具是用来蒸馏酒的，岂不是能把历史提早千年？
一件青铜提梁卣，造于西周时期，在汉朝时已是文物。按理说，王侯一级不应该拥有商周时期的物品，但多件古物的发现，指向了刘贺的个人爱好——收藏。
可以猜测，他是个好酒爱交际之人，不仅自己酿酒，喝酒，还收藏酒器。一边吃着火锅，一边喝着小酒，当然也少不了音乐。
在乐器库中，发现了三堵悬乐。显然，这也不符合礼制，按照《周礼》中的礼乐制度，“四堵为帝，三堵为王”，使用三堵悬乐，他还没这个资格。难道这又是一个想复辟的证据？专家发现，每个编钟上都能看到调音加工的磋磨痕迹，肯定是生前常用的，看来他还是个音乐发烧友，甚至不惜僭越，也要追求极致音响效果。
在山东时，刘贺就一瘸一拐，在客厅，大概常躺在榻上。墓里的榻边，是个“黄金堆”。马蹄金、麟趾金和金饼均匀放置于漆盒中，清水稍一冲洗，便是一片金光闪烁。经清点，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共25个，两盒金饼总共187个。由于金饼重量太大，4名壮硕的考古人员都抬不动，之后增加至6人，才送入文物方舱。据统计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器有478件，重达115公斤。
他把马蹄金、麟趾金摆在脚边，并非爱财，而是在炫耀荣宠。原来，这批造型精美的黄金，是汉武帝为了纪念看见祥瑞，而制作的“纪念币”，主要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、有军功的大臣。刘贺脚下这些，估计是从李夫人手里传下来的。
至于那些金板，则算是桩伤心事了。西汉有酎金制度，每年8月天子祭祀时，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祭黄金。刘贺被废后，便失去了这项政治待遇，但他似乎随时准备着参与祭祀。墓内出土的大量金器，纯度都很高，达99%以上，准备用作酎金的这20块金板，纯度在99.5%-99.6%之间。毕竟，酎金缺斤短两，可是不小的罪过。
出土的“海”字铜印，也曾引发一些争论。汉朝的玉印一般在两厘米见方，而出土的这个印章，怎么是拳头大小呢？
原来，这枚“海”字印，并非用于发布政令，而是用在马身上的。刘贺从小爱车马，随葬的马车有5辆，大墓甬道上，还有开道的双辕彩车和模型乐车。在马屁股上烙个印记，大概相当于现在豪车上的LOGO。
纨绔之外，刘贺还是个爱读书写字的。在遗骸的右手边，是一把书刀，也就是汉代的笔。在会客室的塌旁，摆放着绘有孔子画像的屏风，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。刘贺将其摆在榻旁，表明这是他生前最爱的常用物品。同出在客厅的，还有石砚和墨碇，使人不禁联想起，他身穿睡衣，头上簪笔，接待山阳太守张敞的情形。
在出土竹简的图书档案库，刘贺生前读的书或者喜欢的书都被埋了进来。从目前释读出来的来看，其中有《论语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，还有《孝经》《医书》，一种名为“六博”棋的行棋口诀。
种种细节，还原出一个“雅痞”海昏侯——他藏书、下棋、玩古董、尊儒术、弹古琴；喜欢化妆，经常在脸上扑粉，嘴上涂唇彩；喜欢吃着火锅、喝着酒，听着音乐、与人同乐。
看似养尊处优的日子，他却难免病痛，不仅有风湿，还有肠胃病，不得不经常吃些“虫草”补品，最终死在了夏秋季节，临死前还吃过香瓜。因为吃香瓜不吐籽儿，在遗骸中还留下了40多颗香瓜籽。
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秘密，有时难以破解，以至于考古人员不时头疼地抱怨——“这个海昏侯，又和我们开玩笑”。
在博物馆展出的孔子衣镜屏
如果没有秘书给他写，或者没有人代笔的话，那就是海昏侯刘贺的真迹。这上面有“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”“再拜太后陛下”，太后就是霍光的外孙女。
就像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的那样，考古是“以物论史、透物见人、替死人说话、把死人说活”，或许，这就是海昏侯墓苏醒的原因。
近几年，海昏侯墓的田野考古告一段落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仍马不停蹄，产出的都是汉代考古的“爆款”。目前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，大概只占出土文物的十分之一。随着文物逐步修复，海昏侯墓仍可以常看常新。在杨军眼里，刘贺就像是一个西汉的博物馆馆长，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真实的西汉文明。
百万字的考古报告即将出炉之际，重新发现海昏侯的功臣，那位始终坚守一线的信立祥，却在今年春天与世长辞，享年78岁。他去世后，老伴给朋友们发了条长微信，讲起了信老临走前与她的一次长谈。信老说，“我这一生都献给了考古事业，我的研究成果是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，令我高兴的是，这本书在我走前再版完成。我没有遗憾，我想做的事都做了。”
至于后事，信老要求不办追悼会、遗体告别仪式，“我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，我们这一代人，人生坎坷，都七八十了，出行不便，如果你告诉他们我离世的消息，就是在为难我的朋友们。”
这位考古理念超前，业务水平高超的考古学家，直到最后一程，都在为别人着想。而他的人生得意事，只有默默耕耘的汉代画像石一件，始终高光的海昏侯考古，并未被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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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孙文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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